【溯源甘肃】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绘画艺术

　　《鹿王本生故事图》

　　《尸毗王本生故事图》

　　酒泉丁家闸墓壁画 羽人图

　　酒泉丁家闸墓壁画 乐舞图

　　酒泉丁家闸墓壁画 藻井图

　　酒泉丁家闸墓壁画 通幰车

　　敦煌石窟第285窟北壁壁画《七佛说法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绘画遗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多”：一是壁画多；二是民间画家的作品多；三是装饰性绘画多。流传至今实物可见的，主要是石窟寺壁画和墓葬壁（砖）画，帝王、豪富之家的殿堂壁画则只见于文献记载。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石窟寺壁画

　　甘肃是中国石窟寺遗存最为丰富的地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甘肃境内各时代的石窟寺遗存有300多处，下面仅简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的部分壁画。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0余公里的鸣沙山，它是中国佛教美术初创时期的一个标本。此外敦煌市西南的西千佛洞以及瓜州县的万佛峡洞窟壁画，也是同一系列的艺术珍宝。据莫高窟332窟唐人李怀让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及156窟的《莫高窟记》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现存最早的是北凉时期的洞窟绘塑。据统计，莫高窟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251、254、257、259，267—272，275、285等窟颇具代表性。

　　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一般有前室和正室两部分。前室横长方形，屋顶前后呈两面坡形。正室方形，中央有一方柱。柱上有佛龛及塑像，四壁满布壁画，这种形式的洞窟叫“制底窟”（印度名，意为礼拜殿）；有的如254、257窟，顶部装绘方格形平基图案；有的正室没有中心柱，而在后壁凿龛塑像，窟顶作“斗四藻井”（在正方形藻井中，以对角线的焦点为中心，向上层层嵌入逐渐缩小的正方形建材，然后施以彩绘）；有些洞窟初建时窟前配有土木结构的建筑。洞窟的大多内壁都绘有佛、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图像以及佛传、佛本生故事，还有当时社会活动的情景画。

　　北凉第275窟《太子游四门图》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为太子时，骑马游观王城四门，看到老、病、送丧的人等人间疾苦。又遇见波罗门僧人，乃决心出家，寻求解脱的故事。这是一段重要的佛传。第254窟北魏《尸毗王本生故事图》，绘制尸毗王（释迦牟尼的前身）垂腿而坐，一人用刀在他腿上割肉。旁绘一人接肉，准备架到一端卧着鸽子的天平另一端。另有两人，一人叉手似在行礼，一人似在惕然侧视。尸毗王右侧绘有一人，后画一排飞天等。反映尸毗王为了从鹰的口中救出一只鸽子，愿意以自身等量的肉来顶替鸽子，让鹰食用。但割尽全身的肉，天平还是起不来。尸毗王最后全身站在天平上去，此时突然天地震动，尸毗王又得到平复。这是一个佛教流行的绘画题材，宣扬佛教舍己救人的教义。第257窟北魏《鹿王本生故事图》，又反映一只九色鹿从河中救出一位落水人，落水人被救后先是感恩，后听到国王的夫人想要用珍贵的鹿皮做衣服，为贪重赏，他向国王报告九色鹿的行踪，使国王派人去捕九色鹿。一善一恶，最终各得报应。有些洞壁下方、甬道两旁，还绘有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画面，内容极为丰富。

　　在249窟顶壁下方，画着一个猎人纵马弯弓，射杀一只猛虎。又有一个猎人在策马疾追一群黄羊。山林间，又有健壮的野牛，奔跑的野猪，蹲在树上的猿猴等，它的宗教意涵同样是劝人毋杀，平等善待一切生命。这些佛教壁画为中国绘画别开生面，为后世佛教壁画的内容、技法、意涵都起定格示范的作用，有些主张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麦积山位于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山形如麦垛，故名。麦积山石窟首创于后秦时期。后秦姚苌、姚兴父子在位时，十分崇信佛教。中国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佛经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大师，就是在后秦姚兴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被后秦用武力从后凉抢过去，迎到长安。皇帝崇佛，公卿大臣“莫不钦附”，一时后秦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晋书·姚兴载记上》）地处关中西垂的麦积山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宗教文化背景下创建的。西魏文帝大统六年（公元540年），文帝废后乙弗氏被皇帝赐死，葬于麦积崖，使麦积山成为中原皇后陵寝的所在地。北周武帝保定五年（公元565年）至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笃信佛法的北周秦州大都督李允信建造了七佛龛，著名文学家庾信为之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这都为麦积山凿窟绘塑提供了重大的契机。

　　麦积山现存较早，艺术价值较高的壁画以北魏晚期第127窟为例。此窟呈横长方形，顶高4.5米，四周高3.95米，面阔8.60米，进深5米，窟顶呈覆斗形，有长方形藻井。窟内正面及左、右各开一龛，有像塑。四壁、窟顶和梯形四披上遍布着精美的壁画。正壁是规模宏伟，气韵生动的主题画《涅槃变相》，包括释迦牟尼临终遗教，示现双足，八王分舍利，起塔供养等场景。左壁上部是情节设置巧妙，绘制技艺精湛的《维摩诘经变》。右臂上部是构图错落有致，建筑、人物、花卉、树木似曾相识，亲切感人的《西方净土变》。前壁上部分七铺横列七佛图，佛两侧有菩萨、弟子、比丘数身。下部门两侧绘十恶十善，墨书榜题对各图加以注释。如“此人行十善得参益时”等。题榜文字大大地增强了壁画的表现力。窟顶左右梯形披绘制《萨陲那太子本生故事图》，左披画一座大城，城内有宫城；城外场景有萨陲那游猎，舍身饲虎后，二兄迅速返回报信。城内场景是国王闻信晕倒，下属赶忙救护。右披画一大山，山下群虎饥饿觅食，萨陲那投崖，国王闻讯率众赶到。图中有景有情，呈连环画结构。画技娴熟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窟顶正披用长卷的形式，从左至右，有三辆车的形状，表现出一次出行的情景，第一幅是车在疾驰向前；第二幅画中车缓慢地停下；第三幅画有一王者身份的人下车，前面数人站立迎候。很像是一幅世俗画。窟顶前披也用长卷的形式，分右、中、左三段描绘《炎子本生故事》，包括迦夷国王进山狩猎、追猎、误杀炎子，炎子的盲父母因子遇难而大恸，天赐神药，盲父母复明等故事。图中有人物故事，有宗教色彩，更有许多美好的山水动物等自然景观。值得注意的是本窟天井上画的帝释天。图中画着帝释天坐在龙车上，伞盖高扬，旌旗飘飘，前后被众多乘龙、飞天所簇拥。前方有一足踏莲台，由无数伎乐天围绕飞行的天人，整个画面人物繁多，飘带行云，给人以既热烈，又神秘的感觉。此窟石雕佛像背光上持不同乐器的十二伎乐天，也是别具一格，新鲜活泼，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艺术价值。左壁下方的《武士骑射图》，藻井中的《狩猎图》，反映的宗教思想是要人善待有情众生，不要射猎杀生。绘画技艺精彩动人，反映出画工对现实事物观察的细致和艺术构思的精妙。

　　第五窟（牛儿堂）前廊顶上的飞天、马、象等，画出了飞天飘逸流动和动物驰骋向前的景象，极具动感美，据考证它是北周时期的作品。同一时代的壁画还有第四窟（散花楼、上七佛阁）窟外顶部壁间的飞天，共七幅，其中五幅是“薄肉塑”，每幅四身飞天。艺术家绘、塑结合，飞天的面、手、足用薄浮雕表现；衣服、飘带、乐器、流云、花朵等用彩绘表现，不仅画面生动美观，其艺术手段也独具匠心。这种表现手法在其他地方很少见。该窟廊顶上有四幅佛传故事画。右侧偏东的骑乘人物画最为突出，画中那匹缓步前进的红马，体态优美，神韵生动，观者站在下面往上看，站立的方位不同，马的走向和走势随之不同，反映出画家掌握的透视原理和绘画技术都极为高超。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据记载创建于西晋时期。其169窟第6号、第11号、第12号、第13号、第24号龛的西秦壁画，有说法图、维摩诘经变、无量寿佛、释迦多宝佛、弥勒佛、十方佛、千佛、飞天、伎乐、供养人像等，都是北朝时期重要的壁画。武威天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等地方也保留着少量这一时期的壁画。

　　甘肃这一时期的佛教石窟寺壁画，是中国佛教艺术形成时期的标本。它吸收融会了希腊艺术、印度艺术和中国中原及西域各族艺术的精华，在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系统地构建了中国佛教壁画艺术。

　　墓葬壁画

　　甘肃的墓葬壁（砖）画分布较广，这里主要介绍甘肃嘉峪关市、酒泉市的魏晋南北朝墓壁画。河西的魏晋南北朝墓壁画多是民间画家的作品。主要存在于嘉峪关市、酒泉市和永昌县等地，至少有600余幅，它将墓葬建筑、布局和墓室壁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广泛反映当时河西地区世家大族的社会生活、风俗和丧葬习惯等。

　　很多墓葬高大宽敞，分前中后三室或前后二室，有的墓室中再开侧室，墓门上有门楼或门阙，模拟墓主人生前的庄园式建筑，墓顶有券式、有覆斗式、有攒尖式，也有穹隆式的。墓内壁用青砖横竖相间地镶嵌起来，有的一砖绘一图，多幅图如连环画式地表现一个主题。有的是在整个内壁砖墙上施一层草泥，用黄土刷平，通壁彩绘。在布局上则将墓壁分成上中下三栏，分别绘出天上、人间、冥界的意境。

　　甘肃省博物馆与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发掘清理的八座魏晋墓壁画中，有80多幅反映地主庄园的情况。其中反映农业生产的有34幅，反映畜牧业、采桑的有48幅，呈现果木种植业的有4幅、酿造业的有３幅，不仅具有极高的经济史研究价值，也填补这一时期甘肃艺术史的空白。如嘉峪关市城楼下魏晋墓室的《女主人宴饮图》，七号墓的《六博图》《出行图》，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是史书和其他文字资料上所看不到的。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还有《耕种图》，深目高鼻、窄袖、长靴牧人的《牧马图》，有群马、群牛、群鸡图，有养猪、养羊、养驼、马配种图，还有宰猪、宰羊、宰鸡、切肉图。这一切都反映出畜牧业的繁荣及其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前室西顶、北顶都画有神马图，南顶有大角羊图，北壁中栏有耕地、耙耱、扬场和通幔车图，下栏有二马食槽图、斗鸡图、椎牛图，宰猪、悬肉、悬鸡图。东壁中栏有牧羊图、坞壁图、驾牛图。下栏通道右侧有牧牛图，牛群中立一披发赤足、穿短衣的人，显然是一位放牧者。通道左侧有酿造图。南壁中栏也是耕耙、扬场、坞壁图。下栏是长满庄稼的田地、大树下赤身劳作的奴童以及坞壁、扬场图。前室西壁通道上部中栏是一幅《宴乐图》：北侧画墓主人在朱屋榻上观赏乐舞，后有男女侍童各一人。女童粉面朱唇执伞盖；男童双手捧盒，神气十足。南侧下方有三个人在表演百戏，上方有四人在奏乐，中间有一舞女转双扇，边歌边舞。画面中部置一张桌子，桌子左右分立一男一女。案前一男，执槌摇鼓，与男女童相呼应，将两旁观赏者和伎乐连成一片。这些壁画，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大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在绘画技法上，羽人、晕染法等画技，又显然是受到犍陀罗艺术和印度画法影响的反映。

　　宫廷壁画及壁画技艺的引进和创新

　　这一时期，在甘肃割据政权的殿堂墙壁上，也有精美的壁画创作。如西凉李暠在他建筑的议政、阅武的殿堂上，画了许多以“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为题材的壁画。北凉沮渠蒙逊在内苑修筑厅堂，亦“图列古圣贤之像”，并经常在这里宴会群臣，谈论儒家经传。像这样的宫廷壁画以及纸绢画，至少在这一时期建都于甘肃的各政权所在地区普遍存在。

　　从印度传入的晕染绘画技法在莫高窟壁画以及魏晋墓壁画中已经被采用。史载吴大帝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印度人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为他建造建初寺。“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说明三国时期印度画法已经传到中国。在甘肃莫高窟壁画以及酒泉丁家闸、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壁画也有采用这一技法的。这一画法当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河西。西方基于解剖知识的人体构图法，佛教故事画安排布局情节化、段落化以及各段落的文字榜题等，也是这一时期从域外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