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筹”到“透视”——拜读翟万益书法评论集《陇军书阵》

　　翟万益，1955年12月生于甘肃平凉，祖籍陕西三原。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甘肃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从“运筹”到“透视”

——拜读翟万益书法评论集《陇军书阵》

文/张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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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评论，往往是站在文化之中，用俯视的评论之道和透视的作品之心，剖析书法作品的“立体形神”，以评论的高度去引领书法创作，用其批评的思想之光穿透中国书法。

　　不是说，任何作品都要去评论，而是好的作品，定能经得起批评的考量和时间的检验。当人一听“评论”二字，总是含褒义感觉；一旦看到“批评”文字，心中便生贬义念头，细思并非如此。

　　正如当代学者王守昌在张耀南的《中国哲学批评史论》序中说：“‘批评’一词本无贬义，本来指的是评论、分析、弄清是非，指出一种学术观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就学术和科学而言，学者的自我批评和学者间的相互批评乃是学术和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批评的对立面是独断和怀疑一切，这些都是不利于学术和科学发展的。”显然，批评是一个系统性的话题，有些是独立片言只语的“点批评”，有些是放眼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线批评”，有些是专题自成理论系统的“面批评”……但批评的种类复杂多样，始终是建立在人之“作品”之上，但也有超越人文的“自然批评”。不论如何，这一切都是以一个大的批评标准——道法自然，而不违背批评的规律。但是不同性质的批评参照系，要根据不同的“批评语言”，进行一个“诚”的批评判断。

　　中国历史上的批评体系中：我们可知曹魏时刘劭的《人物志》，观察其人格与政才，还有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唐代刘知幾的《史通》……这些都是有着“批评格局”的理论性著作。而在汉以前的批评格式，多是围绕着经学的政治“效用”，随后在“学理”的批评格式下进行，左右逢源，其中也有一些禁锢的“封建思想”，渗透在古书里。历来评论家就文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一，不同作品，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标准，不能笼统而为之，诚然，批评文章不论如何去写，始终是“语言艺术”的范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乎正。”笔者以为：文章，气不足，则弱；情不浓，则虚。文章气畅则活脱，情通则真切，不光是文如此，的确，诗书画印诸艺于“气与情”，要一以贯之。

　　如一些单篇“诸子”文章中，也有批评思想，如：《墨子·非儒》《荀子·非十二子》《扬子法言·五百》《论衡·问孔》……这些批评文章，反而“重铸”中国文化经典之品格，夯实牢固的经典基础，确立中国文化的高度。正因批评，反而精彩，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倘是毫无批评的回音，从此，很难望到“艺术的彼岸”，何以“修到香从谷底来”？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犀利的批评，也许能穿透作品之心，却有碍于作者的情面，但真正的作者，在其原创作品中，急需有待于中肯的批评。纵观历史，一个毫无任何批评的作者，其作品的深谷中，永远流淌不出智慧之水！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作品，最终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作品，因此，“真作品”就要“真批评”。尤其在当代，更应寻找一种适合当代书法批评的“活格式”，而此种格式，在继承而又区别于有关原创式批评、道禅思维方式批评、文史兼通批评、中西思想融合批评等等。这是一个书法批评家，心所深思书法批评之道，也是一种文化的担当。

　　在中国书法史上，甘肃有东汉的张芝、西晋的索靖……在书法理论史上，更有东汉的赵壹，其有一篇中国书法批评史上非常著名的书论《非草书》。甘肃书界设有“张芝奖”（包括创作和理论），更应设一项书法理论（批评）方面的“赵壹奖”。人能谓之张芝“草圣”，岂不能谓之赵壹“书法批评之圣”呢？而赵壹也是一位辞赋家，如秦汉之际隐士黄石公在《素书》中所言：“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赵壹却把内心的那种世事感慨，发而为文，更见其书法的“直评”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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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是离开了“书法文本”，要去书法评论，容易导致一种“想象评论”，而这种评论，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读评论集的过程中，有一“评论文本”的呈现，在此基础上，首先要有评论直觉，其次要有评论深化，那是一种“评论之评论”，也是一种“评论之道”的超越，但这种超越，终归于艺术作品“真的审美”之中。

　　笔者很荣幸读到翟万益先生赠送的大著《陇军书阵》（辛种·第二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繁体字竖排，共280页），也是一部专写当代甘肃书法家的评论集，其书里承载的52位书法家（老、中、青三代），就书中所评书法家年龄范围，大概在1932年到1978年之间，就书法评论范围来看，也是一部当代甘肃书法家评论“断代”之作。

　　正如作者的《陇军书阵》自序：“甘肃书法随着全国发展的步伐，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其状态也同全国相若，老一代书法家已臻人书俱老，中年书法家日益走向成熟，年轻的一代崭露头角，由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书法阵容，这个队伍的人数我们粗略估计在百万之众，这是其他省区无法比拟的一种文化现象，生存在这片黄土沙漠并存的土地上，从事书法活动也和农作物的生存同样艰难，文化滋养干旱并不亚于生物干旱的困境。我们这支队伍在极为困难的生存状态下，成长起来并且加以发展壮大，这种精神在时时感召自己前行。作为书法家个体的成长过程，每一个人都有着一部动人的史话，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工作之余，倾注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来从事书法的学习与创作，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顽强的艺术劳作，默默地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无私无怨地做出巨大的贡献，由此才使我们的书法苑地一片姹紫嫣红，他们前行脚印不仅有汗水、泪水、更有血水，几十年来自己伴着这支队伍前行，由此获得过欣喜，由此也获得过感叹。”

　　自古以来，甘肃的历史文化艺术是一个大得没有围栏的“博物馆”，崆峒文化、敦煌艺术、黄河流域、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麦积山石窟、陇东文化、通渭书法、会宁红色文化、黄河石林文化，河西文化、丝绸之路……从东到西在这样一个贯长的“黄土沙漠”之地，充分地蕴藏着陇上文化的厚重而悠久，丰富而多彩，在这样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背景下，养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扎根于黄土地，守住一方山水，在其精神世界中结出万般智果，翰墨飘香。而翟万益先生“运筹”在“陇军书阵”之中，于2009年以评论图文形式在《书法导报》上整版推出52期，从中可知，作者透视“陇军书阵”，虽然说文章以“报章体”的姿态呈现，但报章体也有其独特的风格，比如鲁迅等人也有不少“报章体”，值得玩味！2010年在张平生的推荐下，其评论文章经过一番压缩，又在《甘肃手机报》上连载。

　　《陇军书阵·自序》：“当时我和《书法导报》总编王荣先生联系，得到了他的赞同，之后我写信给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详细汇报了我的想法，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给我回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给予我精神上以重大支持，并慨然题写了刊头《陇军书阵》三种形式以供选用，这就等于我立下了‘军令状’，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得把这件事进行下去。接下来的事是为每位书法家写评论文章，按报纸周期，每周得提供一篇文章，作者的简介、个人照片，作品照片、从电话约稿到采访拍照写稿，一个系列的工作不间断地做起来，繁杂加上劳累……在一年的时间里，《书法导报》的黄俊俭先生为《陇军书阵》的编辑做了大量繁杂而细致的工作……”

　　从中可知，作者是从“书法评论内”向“书法评论外”传播的一个评价与反思，但是评论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文本基础上的一种创作，也是一种精微的艺术“透视”。从中领略作者在评论文本的标题定位、艺术鉴赏、哲学思维、文化涵养等等，在作者评论文章中，能读出以思想穿透书法文本的艺术力量，决心打造一个强硬的陇上书法“铁军”，其书里文字，令笔者内心不由地为之感佩!

　　而他在《陇军书阵·自序》说：“尤其评论文章，必须写得比较生动，人各有面，读起来才能有声有色，很多时间处于一种预想和构思之中，争取把每位书法家写得和小说人物一般，给人以深刻的影响。”

　　在翟万益先生的笔下，对其评论语言的灵活运用，加上他对甘肃书法的深刻理解，对所评论的书法家作品和每个人的创作经历、艺术状态、创作心理、以及作品风格的走向，进行立体地赏析、评论、判断，彰显每个书法家其人其书的艺术风神，可见书法家笔下的帖之柔美、碑之刚健、简之率真、经之空灵……在书法的时空隧道里，养定心性，锤炼笔性，丰富各自的精神世界和心态文化，这些在翟万益先生的评论中，可以说“陇军书阵，雄姿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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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翟万益先生的评论，不论是文章标题，还是正文，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哲学思维，其评论文章用多种“艺术语言”综合表达：或诗意化的标题，或散文式的评论，或书法理论的深化，或哲理思维的运用……作者对不同书家以不同的评论姿态，在其各自对比的批评标准下，不断建立和完善作者笔下的书法评论系统，从中通过对“书阵”评论载体的审阅透析，可以纵深地领略“陇军”之书道。作者巧妙地把哲学语言、艺术语言、生命语言、生活语言等多种“艺术语言”融合在其评论素养之中，文心统摄于一气，形成翟万益先生的书法评论之道。书法语言并非只是“线条”，而是一种从生活和笔墨中提炼出的“气的线条”，用生命之气化合笔墨之象，得心应手地洒落在纸上，其中从评论的直觉向作品的透视中，无限地延伸。倘一个人的评论得道，便是“真理的呈现”，妙在文字和心灵之间。

　　因而“书法评论”，也是立足于艺术作品，而又高于艺术作品的一种“创作”，绝不是为了评论而评论。

　　他在评论王创业书法时说：“王创业先生对自我风格的取向，严格固守中和之美的中轴线上，这是一种最为认可的传统风格形式，他在章草的书体表现上逐渐推进或流动时，始终把守这种审美旨趣……”

　　“中和”二字在传统审美范式中，是一把历来衡量艺术的标尺，《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尽管儒之“尚仁”、道之“贵真”、佛之“悟空”……但其儒、道、佛都有各自的“中和观”，任何事物当修到一定高度，就得回归“否定之否定”后的状态，用唐代孙过庭《书谱》中的话就是：“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中和”之道，如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中专门设章探讨，他认为书法最高境界便是“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不论在形式格调，还是内涵思想方面，他强调“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不过项穆受元朝书风影响，追崇晋唐之风。纵观历史长河，“中和”是一个在传统审美中占主流，当然也有一些“另类”审美，比如：雄健、质朴、豪放、峻拔、洒脱……在其它朝代中的书家，也有在书法中，追求个性张扬，精神豪迈之类，更有无法无天之人。中国书法历来讲究一个正统，一旦偏离“中和”的轨道，便为另一种格调。书法大道中，倘能遵循“中和”的艺术规律，那是一种古人所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境界，一旦离开“中和”，艺术容易走向“偏”或“野”，因此，在“险绝”中，更应沉思“中和”之道，自然为上！

　　翟万益在评论赵正书法时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上，尚右，在中国文化中渊源伸长，这种思想折射到书法上，就是左令促之小，右令放之大，左低右高，左弱右强……尚左，成为其主导思想，对于对称结构，在非对称化中重心移向左侧，并且将左部笔划写得笔墨相对饱满，结体放大，横画时取左高右低之势，上下结构亦背反常态，取上大下小，中间极小的结构形式。”

　　上面所引作者的这段文字，援哲入评，渗透了“尚左、尚右”的独特艺术思想，从赵正书法结构分析“左右”，从中也暗合了“两头大中间小”的思想原则，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把心灵艺术以哲学的角度去营造法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评论语言中，用哲学审美之笔，去开掘赵正书法的艺术深洞。写到此处，令笔者想起张耀南《中国哲学批评史》中的一段话：“《庄子·天下》确立‘效用优先’的批评格式以后或同时，中国哲学批评格式朝两方面发展：一是向左，强化效用，甚至以效用吸引学理，把‘效用优先’格式推向极端，变成‘唯效用论’；二是向右，强化学理，甚至以学理吸收效用，把‘效用优先’格式推向另一个极端，变成‘唯学理论’。后一种发展是中国哲学批评从‘原创格式期’成功转换至‘佛禅格式期’的关键。”不光是哲学是这样，要说书法也是如此，由古之“尚用”日益转化成如今的“尚美”，不论如何去“尚”，书法内涵永远不能空！

　　就从技法层面去讲，翟万益先生在其评论中有段精彩的论断：

　　“楷书易板，隶书易滑，行书易浮，这是书家逾越前人和自我过程中的一个大裂谷，一面是超脱，一面是庸俗。”

　　在前人和自我之间有一条“道”，这条道充满着神奇，但是道中有一管“颖仙”，这需要用心敬畏。倘是心离古人太近，把握不来方向，便会走向“泥古”状态；倘是一味地只有自我，毫无古人，不去承传，何以创新？欧阳中石先生曾写过：“临帖无我，创作无他。”岂不是这个道理吗？因而容易在“板”“滑”“浮”中，跌进创作的一个“裂谷”，其中“静心”二字要紧，然后不断反思“书法”，辨别书法之鉴的两面性——超脱与庸俗，这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己正书的过程，要用生命去体验那种书法“黑白世界”中，所隐藏“美丑”的对立面，不断用艺术思想化解挥之不去的“书法之矛盾体”，

　　作者在评论他人的同时，也在评论了自己，却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极为可贵的，他的评论在思辨中有种敦实质厚，总是与其所评者的作品，在其创作进程中，增添了一些鼓励的气氛，他说：

　　“我想，真正的艺术家的建树不在于按照评论家的标准范畴塑造自己，而在于用自己的作品击碎已有的模范，在艺术天地里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从而拨动审美标尺的移动。这是我看过郝国良作品想说的第一句话。……在书法理论家那里，翻腾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因为理论家手里没有照亮前程的灯，只有书法家自己去在黑暗中触摸，甚至用自己的躯体填筑起一道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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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写意山水，是从“自然丘壑”向“胸中丘壑”升华的“审美丘壑”，这是一个画家从天人之间感悟“三位一体”的山水之艺术。《南华经》中有“目击道存”一词，正好是中国文人追求书画的一种艺术修行，庄子精神中蕴涵着山水精神，书画的点线面，在浑然一气中，可以通会，而且书法线条和山水写意，在艺术通灵的“神遇”中，相互转化两者的艺术之形质和神采，最终在艺术境界中自然得以“会心”。

　　翟万益先生在《生命和艺术的深化》一文中说：“站在求新求变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和构图手法，转向对书法的思考，张改琴在二〇〇五年之后所进行的工作是将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书法之路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梳理，这种梳理应该说是比较理性的，首先是具备一种前沿性的眼光，把自己的创作与当前中国书法的现状相比较，重新寻找艺术生发的契机，很多的地方赋予了自我否定，这些预想基本建立在魏碑体系上，笔道的自然，结体的活化，章法的生动，是她这一阶段自觉靠近的目标，脚步的移动，不是本分地守候在魏碑的范围里，她利用自身的书法积淀，像颜真卿的行书笔法，何绍基的行楷套路以及明清书家的手札中许多可用资料，加以高热量的熔炼，这种熔炼催化剂，我们不能排除她利用山水画的构图意趣向书法构图的一种平移作用……张改琴有着她自己的敏锐，当这种思维支配往前冲刺了多年之后，她感觉到自己作品里浓重的情趣掩盖了她本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来的功力，情趣的不断注入必须关注线条的力度，使二者在一个最美妙的结合点上化合成书法的新意境。”

　　我们读作者对张改琴的这段书法评论，就不难理解她的书法作品，张改琴以画思书，采碑融帖，在自己朦胧苍古的书法意象中，融入颜真卿行书中的那种情真自然，在艺术上追求南宋陆游的“涧深松老忘荣谢，天阔云闲任卷舒”那种诗意境界，这期间因人之笔墨而生趣。

　　马国俊具有书法创作和理论的“艺舟双楫”，在其艺术海洋中“游于艺”，在其著作自序中，他引用了唐代诗人崔曙的两句话：“寄心启愿，精意向真。”翟万益先生在写评论时，仍然以此语作为评论标题，可见两位先生在书法方面能达到一定思想的“共识”，借用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话说便是“独共圣人语”，不禁令笔者遥思李白的诗句“片言苟会心”！

　　作者给孙开仁的书法评论中，借用最为常见的“生活语言”，进行点题。他说：

　　“我坐在办公室里，经常有人问，学硬笔对毛笔书法有没有好处？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说，先骑马，后骑驴，练好毛笔，一切硬笔都不成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却其中道出了一个大道理，在钢笔与毛笔书写过程中，钢笔是硬笔，毛笔是软笔，中国哲学里讲究一种“以柔克刚”。当然把写毛笔字比喻成“骑马”，把写钢笔字“骑驴”，马和驴比较起来，显然马不论在速度还是在力量方面，都要强于毛驴。在驾驭毛笔，一挥而就的功夫中，自然“跨驴”之功，轻而易举。而孙开仁在书法教学中，正好与作者的回答相反，但也同样由慢到快，翰墨积跬，能达到预期的书写效果。于是作者在撰文过程中，根据孙开仁教学实践和创作理念，以《先骑驴，再骑马》作为评论文章的主标题。

　　他说：“……选择了一条路，需要决心，一生都要孤注一掷地在这条路上，需要勇气，滑落了要不认输，爬起来带着伤痛继续上行，需要智慧，山路曲曲，有不可逾越的沟壑，在大目标确定之下，具体的路线还需要随时调整，到了一定高度再绕山环行,不再提升，那也是无益的。”

　　这是作者在秦理斌书法评论中插入的一种富有哲理的散文笔法，在其纯理论中反而有种“留白”的空间，在敞开评论之门中令人透口气，思考富有激励性的文字，笔者以为，这种写作语境，有时候比“评论更评论”，更能从中获得志趣，迎难而上。尤其在漫长的书法修行之道上，此语中深含力道。

　　《你大胆往前走》，这是作者对张宏武评论的标题，就这样一句非常白话的标题，既是一种祈愿，也是一种鼓励，深入浅出地道出了“路在脚下”的希望。正文中以朴实的笔调，描述张宏武对书法的勤学苦练。

　　他说：“几个月时间过去了，张宏武写了这么八大捆报纸，每捆足有尺八高，夜晚练字，往往通宵达旦，这是他初学阶段功底的实证，用来支床，每头四捆，床架腾出来，架上一块小板支成了书桌，坐在床边练习，改变了原先爬在床上练的条件。”

　　读这段话从中透过张宏武写字的环境，背后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可以通过一捆捆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可想一个人对书法的痴爱程度，其中也有着一个人生活的“困境”，但其中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此乃书法艺术神秘之处，能让人为之倾尽一生情！

　　他给王智斌书法写的评论《出入之间》：“黄庭坚是个命运多舛的书家，一生都是在过分的坎坷中，将草书作为一种生命的负载，他的点画之中透析出生命的张驰不羁，以跌宕起伏造型来抒泻沉重的郁闷孤寂的情怀，这一点上已经逾越了前代书家。但风格就是一种局限，即此而非彼，造型的空间开张而漏失了线条韵律上的大起大落，形成了一种历史缺憾！只要我们接近黄山谷，就应该理性感觉到这一点，在自己的前行中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来。”

　　上面这段话，翟万益先生对黄山谷采用“先扬后抑”书法批评观。深刻而透彻地道出了黄山谷大草的优缺点，思路更清晰地有助于王智斌对其草书“取经”的觉解状态。他还说：“而王智斌正是用了对黄的熟悉去找怀素的新奇，自然会在那里寻到更多的东西。”可见作者对怀素、黄庭坚在草书中，有着“千秋一脉”的文化情怀，在两者之间，洞明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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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真卿书法，血浓骨老，法完体健，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而且在楷书史上有正大气象，其人品和书品的融合，达到了艺术中真正意义上的“人书俱老”。其行书字率意通达，真情自然，充分体现书法中的“撰并书”精神。可是谁要真正改变颜真卿书法，就得先改变书法内涵，那是一个历史中谁也扭转不过的“艺术乾坤”。颜真卿书法中主要渗透着深邃的“儒学思想”，其家学渊博，而他的楷书中继承老先人的“篆籀笔法”，在楷书和行书中无形流露出“婉而通”的篆籀意趣，楷书以大法当先，端庄而稳重，也是大唐气象的艺术象征，可以说中国书法经典中的经典！

　　翟万益说：“王亚军淡化了颜书的张力，改变填充式的结体模式，文字重心整体做了下调，形成了敦厚质朴的格调，字的构形更多地采用了魏碑形式，部首之间的组合更加情绪化，强化了生动活泼的气息，独体字因为横画缩短，撇捺伸张，显得紧束，左右结构的字由于竖画变短而显得宽和，加之左右结构的不对称等，促使文字外形变化更加丰富，改变了‘颜体’一味方正的程序，区别之具有启迪价值。”

　　在谈王亚军的书法创作时，翟万益先生以“改写经典”四字作为评论标题，可见王亚军在书法创作过程的勇气，以古开新，这种心力往往源于书法的承传与思考，也就是“力从功来”，试想要改写经典，这是多么任重而道远的一件事儿，但是“改写经典”，是有可能的，或许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实现，毕竟事在人为！而谁要能去“改变经典”，恐怕就得改写历史，这就好比把顺流奔腾的黄河，用人工方法让其倒流，试想有可能吗？因为，经典永远属于历史的！

　　在评论刘满才书法时，他说：“只要拿起笔，像战士拿起武器一样，有一种生命的投入在里面，对笔墨高度的追求，更有着战士攻克堡垒的勇往直前，所以对时间的支配，生命的付出，都一概置诸脑后，对于满才，这是一种冲锋，一切顾忌都是多余的。他面对宣纸，往往挥洒过了子夜，整个一栋家属楼，独有自己的灯光守着他。”

　　上面这段文字，作者暗示刘满才的出身和身份，从军而后为艺。如“笔”“战士”“堡垒”等词眼，放在一起，体现出一个人，对于书法的“勇猛精进”。而“宣纸”“子夜”“家属楼”这一切于时空的转化中，可以想象刘满才在灯下展纸挥毫的情景，尤其最后一句“独有自己的灯光守着他”，在诗意中感受灯光下，写字的身影，自然给人以幽深的艺术想象空间，可以从中看出刘满才的书法生活。

　　“尚墨生于齐鲁古邦，那里出过圣贤、出过名士、更多的是豪士，在我的感觉中尚墨首先是一个豪士，他的个性中有着耿介豪放，有着旷达爽快。他豪情寄于书，寄于文，寄于诗，不断增生的传统文化情结一旦倾泻于笔墨，必能突破以往的局面，抒泻出自己特有的个性色彩来，所以为期不在遥远。”

　　作者从尚墨的出生地，写到圣贤名士，写出尚墨的书法情怀，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撰并书”，尚墨辞翰双修，他从诗意中不断悟着书魂，再从书道中化着文情，在其诗意化的笔墨语言中，写出他那飘逸流畅的行草书，更见其撰联行文，赋诗习字，在这样一个文化涵养下，修炼其“诗翰”之功！作者以“寄于书，寄于文，寄于诗”，围绕“三寄”评论尚墨的精神嗜好，颇为精当，尚墨的确是这样一个心存诗书，情寄翰墨之人。

　　翟万益有一篇《通渭书家何胜江》，从地域文化写起，写出了通渭人“家家有字画”的那种文化情景，通渭被誉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据说，笔者的五辈人之前，也是通渭陆义滩的。那片土地虽说贫瘠了一些，但是有种“耕罢梯田耕砚田”的人文精神。而何胜江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或许有当年生活上的困境，却更有笔墨精神上的超越。不用多言，笔者站在故乡的方向，思考古今通渭书法……

　　正如翟万益先生所言：“一本字帖，一支毛笔，一张废报纸，就开始了一个书法生涯，何胜江就这样和通渭的所有人一样走上了书法的道路。”

　　不论如何，在那片土地上也许何胜江和我一样，或许听着通渭小曲，他不断玩味笔墨之妙。故乡，永远是精神的回归处，西方人精神意志皈依真主，信仰佛祖，而中国人，除了这些信仰，心自然回到故乡那里。“故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栖息地，因为透过灯火，那里还有一个老家……

　　翟万益先生曾经评论安文丽书法时，从文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对其给予厚望——《梦想成真的步履》，如今安文丽已当选为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在某种方面来说，可以说“梦想成真”。但是那种“步履”犹如“笔墨精神的迹化”，从“笔迹”通向“心画”，那是在生活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或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这里面充满着“心静质真”。从翟万益的评论可知，安文丽在剧团时，就爱上毛笔字，逐渐向着书法之道“步履”跨行，身在庆阳的安文丽，在陇东那片厚重的黄土地上，可以看到她艺术精神的“海拔”。

　　翟万益先生说：“对于庞大的魏碑体系，它的艺术生命一直延续到大唐的整个书法过程，需要开掘的立体空间的思考来支撑。魏碑的气象不容些许脂粉的浸染，刀味的凸显，把生辣豪强展示出来，韵味的流溢臻于酣畅之境，那样一个时代精神就会呼之欲出，这对于安文丽也是‘旦角’向‘须生’的转化……安文丽十分勤勉，在楷书上建立了以上结构之后，又在行书上兢兢业业开凿，主题直奔“二王”，取法乎上……”

　　作者的这段评论，从“魏碑”写起，尤其“这对于安文丽也是‘旦角’向‘须生’的转化”，翟万益先生通过一个喻辞，拓展了“戏曲空间”，秦腔本来是通过肢体语言演绎世道人生，以舞台为载体，运用“虚拟化”和“程式化”，对剧情进行叙述和抒情。旦角，不论是正旦，还是小旦等，主要以“柔美”为主，在舞台上体现角色人物的细腻和流畅，如今主要以女旦为主。而且就“须生”来说，不论是文生，还是武生，多以男主角为主，这自然在戏曲表演中体现中国美学中“刚性”，秦腔唱腔豪迈开阔，这就像“魏碑”一样，内方外圆，方显碑刻力量。而安文丽，化碑入帖，神游于“碑骨帖魂”之间，不断从中吸收“金石味”和“书卷气”，心向“二王”，在行草书中锻炼属于自己的风格，有种“旦角”从容柔和，容纳魏碑笔意，内化“须生”的精气神。铺开的宣纸如舞台一般，极力展示安文丽书法“刚柔并济”的审美风神，其行草书犹如“旦角”之水袖，收放自如，气含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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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给翟万益先生写书评，笔者就像一个背着包袱的人，只能站在大山下仰望，满山松柏长青，高天辽阔，可以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他的书读来，往往有种“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角度和艺术层次。

　　尤其翟万益评论他人书法时，有着醒目的文章标题：或含蓄、或诗意、或哲理、或鼓励、或喻象……他以《一个书法人的大半生》综括戴季昀书法，以《化合的境界》谈论林经文篆书，以《丰硕的收获季节》形容秋子书法创作，以《突围之后的走向》透视赵山亭书法，以《轻装疾行》比拟陈扶军书法，以《走出“二爨”》总结张平生书法，以《书法，作为生命组成部分》记述张慧中书法，以《智慧的取向》寓意王又璧书法，以《期待超越》谈论余姚人书法，以《引伸自我风格的线路》指明王小静书法，以《浓厚自己的书卷气》评论郭云书法，以《诗书之乐》定位贾得梅书法，以《军事工作与书法文化的交融》并联许尔瑞书法，以《掌握创作的自由》剖析王晖书法，以《做好“孩子王”》散评翟相永书法，以《齐泽山的学书之路》观察齐泽山书法，以《传统的变数》谈论黎明书法，以《诗书放怀》抒写荆立中书法，以《双楫荡飞舟》喻记刘云鹏书法书论，以《于细微处寄精神》观察张有为书法……

　　其实，就一句标题，可以完全概括一个人的书法创作情况，不妨我们读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片言只语，道尽人生世相，就那种记言记行的品评方式，真可谓“一句顶一万句”！

　　最后，笔者草一首拙诗《拜读翟万益先生〈陇军书阵〉》作结：

　　大胆运筹总出奇，

　　陇军书阵展雄姿。

　　翟公立志文人道，

　　笔伴平生寄于诗。

　　壬寅年正月初二

翟万益书法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