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亘古不变的主题

　　南京博物院藏大汶口文化的花瓣纹彩陶盆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甘肃临夏州博物馆收藏的花瓣纹彩陶壶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优级独山褐色玉钺半成品 资料图片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近日，首届仰韶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文物部门、考古科研机构及高校的考古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仰韶文化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新进展。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遗存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涉及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仰韶文化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文化。在仰韶时代，一方面仰韶文化从核心地区——中原向外强势扩张，加速史前中国的一体化趋势；另一方面，四周文化辐辏于此，与仰韶文化交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强力辐射：史前劲吹“仰韶风”

　　仰韶文化的彩陶向来十分出名，仰韶文化甚至一度被称为“彩陶文化”。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所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具有独特位置，它的彩陶向周围广阔区域施加影响，也是中原文化第一次向周围施加如此强烈的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华山玫瑰燕山龙”出自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晋文化颂》。“华山玫瑰”指华山脚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图案彩陶，苏秉琦认为这种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如同一朵盛放的玫瑰花；“燕山龙”是指红山文化的玉龙。苏秉琦认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黑彩红陶筒形罐，既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也有红山本土的龙鳞纹。晋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主要发源地。2019年，在临汾桃园发现一处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聚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其中一件经修复的彩陶盆，在红底上以黑色勾勒出连续的几何纹样，如同一朵朵娇艳的黑色玫瑰花。内蒙古出土的这只筒形罐，正是中原仰韶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交流碰撞的见证之一。

　　那么花瓣纹彩陶是如何千里迢迢地从晋南传播到北方的呢？这和山西的地形有关。山西东部为太行山，西部是吕梁山，中部夹着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王晓毅介绍，花瓣纹彩陶正是通过这种地形，向北部地区辐射，经由晋南、阴山南麓、内蒙古中南部，传播至辽西，构成了一条中原与北方的早期文化交流线路。

　　不仅如此，山东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湖北、湖南和重庆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都发现了类似花纹的彩陶。仰韶的这朵“玫瑰”开遍史前中国，掀起了一阵“仰韶风”的流行浪潮。

　　晋南的桃园遗址还发现了仰韶文化独具特色的五边形房址，面积90平方米左右，在当时算是豪华的大房子了。沿着和彩陶相同的传播路线，仰韶文化也携带五边形房址一路北上，从晋南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五边形房址的传播不仅是仰韶文化建筑风格的普及，而且可能意味着一种信仰的传播。考古发现的五边形房址大多为中大型房址，许多面积超过百余平方米。专家们认为，这些“大房子”应具有特殊功能。数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们可能在这里开会、议事、决策，行使集体权力。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他们通过对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的房址进行发掘研究，认为仰韶中期的房屋建造已趋于模式化、成熟化。而在房址中，普遍发现墙面、居住面涂有红色颜料的“涂朱”现象，表明审美或信仰存在广泛性。

　　此外，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先民制作的独山玉器可能也在史前中国“流行”过。独山玉器的原料——独山玉石很有特色，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标识性。仰韶文化的灵宝西坡遗址、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保康穆林头遗址、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沙洋城河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类似的独山玉器，均疑似“黄山造”。据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研究员马俊才认为，这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黄山遗址生产的玉石器，其交流范围可能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

　　随着仰韶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从中原核心区向周边扩散，史前中国首次出现统一的文化基因，为后世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

　　四方辐辏：文化碰撞出“火花四溅”

　　仰韶文化并非封闭的一潭死水，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纷纷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交流碰撞，擦出一个又一个火花。

　　陶渊明有诗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民以食为天，因此古人吃什么，食物从哪里来，向来是考古学者关注的重点。仰韶时代，北方旱作农业成熟起来，大多北方的遗址都以种植粟、黍为主。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极少发现稻谷遗存，但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祭祀区却发现300余万粒炭化水稻遗存。通过植物考古发现，南佐遗址内不同区域出土的水稻锶同位素比值接近，意味着南佐的水稻应该来自同一个产地。但大部分水稻的锶同位素比值和黄土高原本土植物有很大差别，“这说明水稻不是本地生产，而是来自长江流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韩建业解释。南佐作为都邑性质大型聚落，水稻如果为“进口”，具体是由周边地区进贡而来还是贸易交换得来，尚待考古学者揭开谜底。仰韶时期，除了南北方可能存在交流的食物，器物的交流更为常见。河南宜阳苏羊遗址处于崤函古道南线上，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频繁于此交流碰撞。苏羊遗址出土了一个三四厘米大的兽首石雕十分引人注目。它由石灰岩制成，嘴部有笔直的线刻，外形酷似猪和狗的结合体，也有专家认为其形象似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赵晓军介绍：“它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兽首的钺端饰极为相似，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应属于贵族才能拥有的高等级遗物。”这说明距今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贵族之间，应当存在高级物品的交流。

　　仰韶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交流碰撞，迸发出一簇簇火花，为史前文明注入活力，中华文明“多元”格局已初具雏形。

　　余韵悠长：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

　　仰韶文化虽然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消亡，但其孕育的文化基因已糅进史前中国的血脉中，如同一曲终了，余韵悠长。

　　《孟子·告子下》中有“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因为这句话，许多人误以为殷商时期的大臣傅说发明了版筑技术。其实，至迟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时代，中原已出现用版筑法进行夯土建造的实例。版筑就是在夯墙的两侧及两端以木板或圆木为模，然后填土夯实，夯实一层后再提升模板夯筑另一层，直至所需的高度为止。史前中国营建城址的技术除了黄河中下游流行的版筑，还有长江流域流行的将墙土层层平铺堆高的堆筑技术，及内蒙古中南部流行的石砌技术。仰韶文化时已出现的版筑技术，在之后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更为成熟，甚至影响到了北方地区。

　　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发现了距今42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石城。石城的瓮城区域发现早晚五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从建造技艺的变化，考古学家看到了仰韶文化在龙山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张文瑞介绍，早期瓮城修建时使用的是北方草原地区的石砌工艺，而到第五阶段时，瓮城营建则使用了中原的版筑技术。邓槽沟梁遗址所在的张家口，处于我国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山地河谷地形，使其成为史前时期不同文化交汇之地。邓槽沟梁遗址既有北方流行的石砌城垣技术，又出现中原流行的版筑技术，就是极好的证明。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是中华文明亘古不变的主题。早在仰韶时代便是如此，多元文化在中原仰韶文化地区汇聚、碰撞，史前中国闪烁着文明的火花；仰韶文化又强势影响四方，促使史前中国形成具有彩陶等共同文化因素的“精神共同体”，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未来，相信仰韶文化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为今人还原史前中国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