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旅观察：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什么人？

　　宋高宗“忠实”榜书　魏祝挺供图

　　中新网杭州12月16日电 题：杭州文旅观察：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什么人？

　　记者 童笑雨

　　来杭州西湖看什么？“西湖十景”一定榜上有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点位：摩崖题刻。

　　12月15日，“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在浙江杭州开幕，现场展出拓本208件，完整展示自唐代以来西湖摩崖题刻的精华。

　　摩崖题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摩刻的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等。

　　自唐宋以来，在杭州西湖周边形成了上千处摩崖题刻。唐代题刻集中在天竺寺、定山风水洞等地，五代吴越题刻主要以造像记为主，宋代题刻集中在飞来峰、南屏山、烟霞岭等地，元代的题刻多为造像记，明代题刻则以大字榜书为主。

　　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些什么人？展览负责人、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筹)副主任魏祝挺说，这得分朝代来看。

　　目前在西湖群山上发现最早的题刻来自唐代，现存数量最多的是北宋。这一时期，题刻的大多是有官衔的文人，如北宋文学家苏轼，杭州知州、司马光之父司马池。

　　吴越国和南宋时期，杭州是“天子脚下”，文人不敢随意题字，现存的题刻就少。因为国王、皇帝会题刻，比如吴越国王钱镠的郊坛题名，以及宋高宗赵构在圣果寺题刻的楷体“忠实”二字等。

　　为何题写“忠实”二字？魏祝挺推测，南宋在杭州定都后，圣果寺改成殿前司衙，是南宋禁苑，皇宫的服务机构尤其是御林军，就驻扎在这里。赵构的“忠实”就是写给御林军看的。

　　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的题刻最多，其中乾隆题刻的现存还有几十处。

　　清乾隆帝“入云”榜书 魏祝挺供图

　　1699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此时四海平定，康熙龙心大悦，为“西湖十景”题了名。后来，乾隆六下江南，每次都把他的诗刻在康熙题字的石碑背面，共计60首。

　　因一些历史原因，现“西湖十景”碑中，只有“苏堤春晓”和“曲院风荷”为康熙和乾隆御题真迹。此外，在杭州西湖边的南屏山上，还有乾隆题刻的“入云”二字，以及题写的《游小有天园登绝顶》一诗。

　　除了这些达官贵胄，魏祝挺说，普通人也有题刻的需求，但他们更多是请僧人造像。

　　如今，在旅游景点题刻，是不文明的现象，为何在古代反而是时髦，成为一种潮流？

　　魏祝挺表示，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北宋崇文，文人墨客寄情于自然山水，每游览一处便在山体上题刻，在当时这便是雅士风范，是值得追随和提倡的。

　　后来时代更迭，这一风尚也流传下来。对后人而言，这是一笔景观财富，也是文化财富，不仅具有观赏性，也是历代文献的补充。如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在杭州飞来峰顶神尼舍利塔院留下的《游天竺寺》诗刻，可弥补《全唐诗》之阙。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农历三月初二这一天，苏轼去西湖哪里玩了，学界也在研究。从南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一天苏轼从州治去慈云岭，再过龙华寺，游览了大麦岭，最后到达天竺寺和韬光寺。

　　苏轼大麦岭题名 魏祝挺供图

　　但根据魏祝挺在浙江省博物馆库房找到的拓片，认定这一天苏轼去了孤山智果院，而非天竺寺，推翻了800多年来人们对苏轼游踪“约定俗成”的说法。他推测，苏轼去大麦岭、天竺寺的那一天可能是同年的二月初二。

　　在很多人看来，关于苏轼行踪的研究，只能充当趣闻，但对于文学和历史爱好者来说，他的行踪研究已经细致到了每一天。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北宋时期的官员从杭州州治的北门还是南门出发游湖，都值得考虑。在这个过程中，西湖群山题刻就是极好的一个佐证。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今年是西湖免费开放20周年。在记者看来，西湖摩崖题刻是中国书法、诗词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也是杭州西湖景观发展史的实物见证，奠定的是后世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格局。

　　但这一历史文化景观不仅要可观赏、可研究，还要做好保护与利用，让后人可怀古、可游览。

　　一方面，要提升这批摩崖题刻文物保护等级。

　　据悉，在杭州，鲜少有“国保级”的摩崖题刻，有些甚至连文保点都不是。更严峻的事实是，这些题刻正变得越来越光滑，因为酸雨，它们消失的速度比历代都要快。为摩崖题刻做防水保护，如修建排水沟、设置保护罩或是目前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另一方面，应该做好文旅融合的好文章。

　　摩崖题刻是古人游览线路的体现，文旅部门可还原部分游览线路，推出“跟着历史名人游西湖”路线，让当代的游客走白居易、苏轼等走过的路，看他们赏过的景，这不仅是西湖文化历史的活化，亦避免游客走马观花式旅游，让他们深入了解杭州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也恰恰是文旅融合的体现。(完)